【深度】吴晓求：未来几年我们会有几个坎，迈过去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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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吴晓求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转自7月16日网易研究局，文章根据吴晓求演讲实录整理而成。原标题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走向》。
• 中国的经济外向性是非常强烈的，当外部的需求、外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而易见对中国的经济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们国家总体来看，我们自己的产业链是完整的，供应链条除了一些高科技的核心产品有一些问题，一般意义上来说是相对完整的。• 未来几年我们会遇到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世界各国、各个新兴经济体发展这样一个阶段都会面临一个共同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经济当然有一些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总体来看是一个相对健康的，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基础还是要乐观的看待，不要害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2019年，42年的历史，中国经济由一个当年的3651亿人民币规模的很小的经济体，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100万亿人民币这样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大概在14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经济规模的67%左右，这个成就是非常辉煌的。40年来我们解决了中国人的贫困问题，这是人类社会一个伟大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的发展市场主体的道路，也就是说坚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整套正确的思想路线。
我们国家整体上来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大家都知道的也进入到一个中上收入国家的阶段和水平，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只是一个中上等收入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时期，两件事情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两年前美国所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或者中美贸易战，这种影响超出人们的想象，原以为不就是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吗，不就是多买点美国的产品吗，看来没这么简单，我们有时候还太天真，它实际上是在守城大国如何遏制一个新兴大国的历史上的战线，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贸易战发展到今天已经愈演愈烈，甚至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
2、这个时期又叠加了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增加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两件事情想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外部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我们希望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发展中国经济，但有一些事情也并不是我们说要得到就一定能够得到，有人不愿意你发展，总要制造或那样的一些障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个人认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当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有很多的因素，有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如何地去向世界解释说明中国发展将对世界带来什么，显然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都是秉承着讲道理，让大家能够理解。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发展不能因为哪个人不愿意中国发展，我们就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前行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只不过让中国的发展减少外部的阻力，外部消极的因素。实际上这需要中国的学者多向外部世界做一些理性的说明，我是提倡沟通、交流、讲道理，说明情况，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都是21世纪20年代了，理应用文明对话的方式解决一些困惑。坦率而言，我希望用理性的方式跟世界接触，理性温和、文明的，讲道理的方式，至于他们听不听是别人的事。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像过去40年那么轻松、那么宽松，虽然过去的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某些阶段也遇到了一些外部阻力，但是始终没有阻挠中国前进的步伐，我们始终秉承了一个改革开放和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正确理念、正确的道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内涵。
从今年以来，外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明显的显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都会出现比较大的萎缩，他们做了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将萎缩8%，欧元区将萎缩10.2%，日本将萎缩5.8%，全球经济萎缩的幅度还是很大的。同时，贸易来看，全球第二季度的贸易额比第一季度下降了26.9%，当然这里面其中肯定有对中国重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我们内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外向型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国际贸易总的规模占了GDP超过三分之一，中国的经济外向性是非常强烈的，当外部的需求、外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而易见对中国的经济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向性的企业订单以及经济状况来看，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种影响有中美贸易争端带来全球环境的变化，也有新冠病毒对于全球经济政策、秩序、规则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的变化，新冠病毒这场疫情当然是人类社会一个巨大的灾难，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该认真对付这场人类的灾难，但有时候也会给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带来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民粹主义盛行的一些国家，加上新冠病毒的影响所带来的一种产业链或者供应链的安全性，他们有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些不安全感，因为过去都是基于全球分工。像口罩，一些国家口罩生产严重不足，面对新冠疫情，要是口罩不足这风险巨大，包括呼吸机等等跟公共安全有关系的产业，他们就思考如何完善一个国家的供应链或者是产业链，以确保这个国家在重大危机时候的安全。
如果说我们的外部需求萎缩了，外部也在发展相应的产业，对我们而言当然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下降，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其中出口这一块带来一定的影响，而且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对外部环境的演进和恶化，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远影响我们要给予高度的估计，不要掉以轻心。当然，中国自从2001年11月份加入WTO之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尊重市场规律的一个表现，一个政策的安排，2000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的各个产业在竞争中得到了壮大，竞争力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基于此才会产生华为这样非常伟大的企业，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最近消息看英国又在对华为有什么动作。坦率而言，这些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对这些外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深度的理解它、把控它。这是中国经济非常重大的变化。
并不能因为这种情况的变化就让中国经济完全进入内循环时期。尽管如此，仍然认为我们要着力推进经济全球化，还要着力的推进我们的开放，不能因为刚才所说的外部环境的严峻，找到一个不开放的理由。我不认为我们也应该关起门来，开放是一个伟大国家产生的重要群体，只有参与国际事务开放，才可以找到一个前行的方向，才有动力，才会有自信，我们的产业也好、文化也好，各个方面也好都会找到比较的体系，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不认为未来的世界就会演变为一个一个孤岛，大可不必有这样一种悲观，我也不认为民粹主义能够盛行多久，民粹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闭关锁国，就是霸权主义+闭关锁国，我们还是对人类社会总体上抱着可以预期的态度，不要觉得再过几年各个都是孤岛，这也不符合人类发展的文明趋势。孤岛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成本也很高，经济运行成本也很高，又没有效率。只不过未来的这种国际间的关系以及国际贸易、开放可能有新的规则产生。现行的这些规则都是在二战之后或者是二战期间，大多数国家都是那个时候所确立的，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政治体系、国际政治架构、国际贸易的规则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完善起来的。
二战时期所确立的这些规则，包括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包括后来的WTO，包括WHO这些公共安全机构都是二战之后社会文明的成果，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还是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和成本，只不过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的确改变了当时的这种利益结构，我认为有一些规则应该听取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呼声。过去中国是从一个规则的接收者，我们现在是规则的修改的参与者，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对未来如此悲观，我们国家还是要营造进一步开放的政策推行下去，只有进一步开放才可以使中国的经济有更广阔的空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这个变化比较严峻，但还不能影响到开放政策的改变。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短期来看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危害，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遇到了生存的困难，一个时期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缓解舒缓、纾困一些小微企业，我认为这些政策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只有让税基稳定下去未来经济才会发展，减税也好、降费也好、减租也好、降息也好、包括贷款展期也好这些政策都非常重要，各个方面要进一步的落实国务院颁布关于有关的这种降低中小微企业成本的通知和决定，我们必须共同度过难关，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微观经济主体，要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大多数人都失业了，经济怎么办？靠激活内需发展经济那不可能，前提是企业发展很好，才有消费，才有预期，才有安全感。连工作都没有，都失业了他怎么有安全感，靠政府的救济那不是发展经济之路，那只是解决当前的困难。短期来看，最大限度让中国经济步入一个正常的轨道，现在正在慢慢步入正常轨道，疫情来看，北京有几天是零报告了，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趋于稳定，而且开始走向正常了，但这种后遗症还是巨大，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甚至还在屡创新高， 对中国经济带来压力非常大，短期来看还是纾困。
从中长期目标来看，明年后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让中国经济恢复活力？恢复过去那样一种竞争力，那样一种朝气蓬勃，那样一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状态。这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未来几年我们会遇到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世界各国、各个新兴经济体发展这样一个阶段都会面临一个共同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未来几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性，是我们的政策设计、政策体制的改革以及各项措施所要考虑的重点。且不说经济肯定不能持续性衰退，说今年第一季度都有衰退，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第二个季度我们可能慢慢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今天下半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正常状态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比以往可能还是会稍微差一些。
明年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发生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新的巨大黑天鹅事件，明年的中国经济会慢慢步入正规，有学者说明年中国经济会到5%，到了5%是和2020年相比，2020年的基数低，当然达到5%相对来说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说除了政策要考虑下半年政策的复苏、安排，明年经济趋于正常，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经济有持续性，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的缜密思考以及设计的。
历史经验，很多新兴经济体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在一个时期里面进入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有的是没有挺住，又回来了，才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这个陷阱怎么样跨过去？从中等或者中上等收入国家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它的跨越对于你的发展模式、你的制度安排、你的创新能力、你的人力资本等等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它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你在这些方面难以使经济可持续的话，实际上也是问题很大的。前面我们都有经验可以总结、可以借鉴，要成功的跨越我想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大的改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未来大概五年左右面临的目标，可能到了2030年我们要成为发达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发达国家，2050年是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那就是发达国家的前列。把这些综合因素考虑进来，有几个原则我们需要把握好的：
第一，解放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大国，在世界上抄不到样板了，谁也没有一个样板可以让你来抄，没有可以按照他的做法做，没有一个国家让我们拷贝，甚至我们连复制对象都没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像学习先进经验可以向日本学习，资本主义的市场管理我们可以向美国学习，作为国家发展我们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的文化，有中国的目标，这个探索不能思想有很大的约束，没有现成的答案，天上不会掉答案，深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解放思想的结果，解放思想了之后闯过了一个一个禁区，找到解决面前了一系列问题的办法，以及走一条独特的道路，这都要解放思想。
现在新时期开放的模式，自由经济贸易区和自由经济贸易港，海南是一个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港，自由贸易区港是过去改革或者特区模式的升级版，是新时代新的探索，比特区所带来的挑战大得多，从制度、法律各个层面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你要不解放思想怎么找到一个建设现代化自由贸易区港的方略呢，必须是这么做的。必须有敢想、敢闯、敢干的人，甚至还要提着脑袋干，我们知道过去四十年有一大批提着脑袋干的人，他知道是禁区，可能也到会犯错误，但是你不过去谁过去？未来的中国面临的困难只会比这个大，我的逻辑告诉我，未来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解决温饱的国家，解决温饱有时候通过自然资源，体制改革释放人们的积极性，再加上人口红利大体上就可以基本上接近解决温饱问题了，但是要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光靠人口红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光靠一个自然资源、浩劫自然资源，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不是几百万人口的国家，耗不起！必须通过创新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办法从哪儿找，从未来竞争中找，从未来的问题中找，只有解放思想。我是提倡我们思想不能束缚，碰到问题、碰到困难一定要可解决，不要等。现在有很多人等、靠、要，过去四十多年的成就不是等靠要来的，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打下来的，干出来的。因为我们达到的目标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达到我们心中的彼岸，实现我们的目标。
第二，坚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了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成了一个实现小康正在奔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什么带来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改革开放真的是中华民族复兴最强大的动力，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他有很多约定俗成的理解，不要给它一个赋予更多的内涵，它有相对固定的内涵。
什么叫改革，改革一定有标志，一定是让所有的人有积极性，要释放人们的积极性，要释放他们的约束，当每一个经济主体，每一个人充满积极性都会创业，去创新，创造财富，进行科学研究，没有任何的约束，而这就很好了，这就释放了人们的积极性。财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天要能下来财富我们早就是一个富有国家了。怎么样创造财富，要有积极性、要有动力，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过去的深圳，多少充满希望的人去，他在那里要实现人生目标，改革就是要让所有的人能够很好实现人生梦想、人生的追求，这是判断改革很重要的标志。
从经济改革来说市场化是他的基本方向。这四十年来的成就，一个成功的做法是处理好了政府跟市场的关系，经济就活跃了，什么时候没有处理好经济就会出问题。真的是这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包括2020年5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如何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非常重大的决定，是新时期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的文件。这其中就体现了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改革的市场化有很多基本的要素，包括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不能过多的决定价格，有一个时期，我们过多介入了价格的决定，这是有问题的，危害性很大。资源要更多的交给市场来配置，市场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我们这四十年来的成就是因为我们遵循了市场是自由配置的决定性的力量，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经济才有发展到这么好的今天。如果政府大包大揽的，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做的很好。计划经济时期什么都是政府说了算，我们没有解决问题，连我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显而易见那样一套模式是不适合于中国的，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后来又陆续的完善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法律、规则和方法，这其中核心就是市场作用，要尊重市场。当然，还要尊重企业、尊重企业家，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有这些约定俗称的内涵，千万不要以为做企业家那么容易，财富都是企业创造的。
说实话我在大学里面做教授，从财富创造的过程来看，我拿的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收入，是财政部拨给人民大学的钱，我本身好象不直接创造财富，可能间接也许为社会做了一些贡献，但是本质上本身没有创造社会财富，财富是企业创造的，其他的这些教授能直接创造财富？没有，又不能办企业。所以要尊重企业，尊重企业家，而且还要保护企业家的精神，也包括如何保护人们的财权，财富的安全性也变得非常重要，还有竞争，市场主体之间都是平等的。我想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灵活和元素，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我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因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这是中国社会巨大的进步。我希望《民法典》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执行，在我们国家条文建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问题是如何落实、如何执行，落到实处，关于市场主体平等性我认为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在平等的创造社会财富，理论上而言他们之间不应该有什么歧视，这也是民法典制定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市场主体的平等性，要坚持这个意义上的市场化的改革。
改革开放是连在一起，开放是最大的改革，意味着整个国家、整个经济体都融入了全球，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我们的实体经济，我们加入WTO之后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开放，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问题。但还有一个领域是没有完全开放的，也是我们未来面临着很大的任务，就是金融体系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这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只走了一步，比如说金融机构的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不受股权机构设立独立或者分支的金融机构，这些方面的开放幅度很大，人民币并没有实现完全可持续交易的开放改革，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面临着巨大的难题。
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非常严峻，还不仅仅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有迹象表明这个环境真的是在日益严峻，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其中有一条各位都应该知道的是全球的贸易结算体系，美元大约占到65%，绝大多数通过美国所控制的美元结算体系通过斯威特来结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巨大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漠视，因为漠视问题那么问题就不来了，我们要清晰看到它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在一步一步正在往那方面走，我们要有深刻的危机感，反正我是有深刻的危机感。
当然，我们也有信心化解这个危机，化解这个危机态度只有放开，关起门了是化解不了，除非不和外面做生意，而且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这其中跟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相当长时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非常缓慢、谨慎、小心，当然有它的道理所在，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烙印，总觉着我们能否抵御各方之后的全球金融的动荡以及全球风险对中国经济体系的输入，特别是如何维持人民币的币值的稳定。的确，那一场危机中新兴经济都遭受了巨大的金融危机，那场金融危机多数都是以本国货币的巨大贬值，也就是货币危机先先导，从而带来银行流动性危机，债务违约危机以及股市危机等等全方位的爆发。
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是慢了，今天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如果能够相对快的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许能够构造一个浮躁系统，我相信人民币是有吸引力，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基础的，它的第一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可预期性，它的基础是扎实的，它的经济转型是可预期的，中国经济不是泡沫化经济，中国经济不是靠外资大规模的涌入推动泡沫化经济的产生，不是短期的繁荣。中国的经济当然有一些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总体来看是一个相对健康的，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基础还是乐观的看待，不要害怕。当然，未来人民币币值会有波动，当然会有波动，市场就是波动的，波动没有什么了不起，波动就是让人民币也好，让一种商品也好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价机制，如果有人为的操纵以及人为的破坏，我们也有监管体系。人民币的国际化真的是很重要，对于我们国际贸易的安全、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包括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都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开放也包括金融体系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这个也很重要。
金融体系开放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带来中国契约精神大幅度提升，金融市场开放不得了，要让投资家有预期，不能随便变，说话要算数。英国从一个日不落的帝国变为国土规模不是很大，经济规模不是很大，大家金融市场在全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它有非常好的法治，有非常扎实的契约精神，契约、法治以及透明度都是发金融的三大要素，没有法治、没有契约，没有透明度，金融要做成国际金融中心，说一个国家的货币要国际化那是不可能的，大家不相信你，大家可以把这张纸保留下来这是因为相信你，是因为任何时候这个货值都是稳定的，到你这儿投资没有风险，我不担心违约。
坦率而言，最近美国做法正在背叛市场经济应有透明度以及契约精神。中国的金融开放，金融国际法，法治契约透明是三大要素，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三大要素，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说议题是国家的现代化，我想这是开放的内容。
第三，创新。我们必须要有创新的精神，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才能够持续成长，包括科技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管理方法创新、体制创新，可能有一些做法过去可以借鉴，但由于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创新，所有这些创新都是跟思想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变革连在一起的，科技创新变得特别的重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可持续性没有科技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就会回到时候中等收入陷阱，刚才我所说有一些国家新兴经济体为什么不回来，是因为它的科创性不够，跟不上，科技创新和教育有关系，和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有关系。
中国人肩负着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任，因为它要求培养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才，什么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才，开放的、国际视野，可以跟上时代步伐的这种现代化的人才。创新也是未来我们所必须要确立的。
第四，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完善，还是很重要的。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要开放，当然法治的完善是摆在首位的，这方面民法典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还要更好的执行。后疫情时代这些政策对这些大的方向，更重要的还是要激活市场主体的活力，要让他们有安全感、积极性，未来的持续增长，政府的职能一定要转型。过去经济发展有一个重要可以总结的经验，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经济建设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当时都是招商引资，建立开发区等等，规划产业发展园，如何把好的产业引进来，这个做的很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营商环境做的好，资本、人才、技术、企业全部来，有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履行好，企业根本不去，资本也不过去，技术也不过去，你说经济怎么样发展？政府很重要的是积极营造一个良好营商环境，让资本和企业和人才都来，不是说你自己跑到一线做投资主体，我要搞很多的投资平台，那不是你干的事情了，转换政府职能，营造一个营商环境非常重要。
第五，有容错机制。容错机制主要为那些有担当、有干劲、有责任感的人提供一种保护，中国的社会未来面临的困难问题非常复杂，真的需要一批又一批人需要闯，这些需要有担当的人，有担当的人谁也不能说每一步走都是正确，未来都是不断试错，在试错的过程要容忍他，人们才敢错，要么人们就等，等到上面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怎么行，容错机制对于有担当的人身材提供了一种保护，有搭档的人才，有才华的人是稀缺资源，我们需要保护他。
Q：请问吴老师如何看待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要实现六稳六保政策上如何发力货币金融环境是否会继续宽松？
A：下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还是会慢慢复苏，慢慢走向正常状态，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趋势。现在谈的更多是六保，六保是六稳的基础，为什么现在我们从六稳变到六保，六稳在经济正常情况下，突发性的事件我们都是是六稳，现在是六保是重要的，六保是实现六稳的基础和前提。其中六保的前面三保是最重要的，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的安全存在，保市场主体的活力，这个三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直接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有一些家庭是靠打工来维持的，打工是一个现金流的来源，一旦不能打工、失业了，他的生活立马出了问题，你让他停一两个月可以，你上他停一年半年他挺拔部分下来，如果可能刚刚脱贫马上就返贫了，保就业很重要，保就业不是一个口号，就需要采取措施，保就业得让企业能够让他不失业，那怎么办，只有坚守成本，在这个困难时期每一个企业现金流都变得非常困难，除了少数企业，像药品、口罩、呼吸机、快递行业等等这些地方好像在这个时期倒是发展的很好，包括有关网络的技术的那些行业，但对于大多数行业都是不好的、消极的，所以需要在政策上纾困。我想还是会进一步的发力，货币金融环境，解决当前问题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包括免税减费，同时货币政策也重要。
人有的时候总有一些墨守成规，我是非常欣赏美联储这次应对美国资本市场危机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这个措施是美联储超越教科书般的操作，我是给予肯定，他创造性运用货币政策的工具，让当前美国的市场度过难关，中国资本市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它一旦崩溃美国经济就会以很快的东西核心，这个东西对于它来说极其重要，既是经济信心，对经济也有巨大的辐射力。不惜一切维护市场的稳定。至少金融学的教授、学者应该研究的一个新的范例，我们在这方面创造性不够，我们比较墨守成规我们还是停留在教科书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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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重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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